我爱“遵义红”︱石永言：深耕长征文化 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从文学爱好者到长征文学作家，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耄耋老人，他将大半生倾注于对长征文化的研究中，先后创作了13部近220万字的红色著作，他就是长征文化作家——石永言。

石永言1938年6月出生在遵义老城，原名田兴咏，自幼热爱文学，从高中时代起他就用石永言的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梦想成为一名作家。1961年9月，石永言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语文老师。不久后，他被调至遵义会议纪念馆，从此，便与长征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后，石永言意识到，尽管有关红军长征的文字和资料丰富多样，但对于红军在遵义的详细过程和具体事迹，却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和详细记载。“我翻阅了许多已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发现它们对于遵义会议前后的描述要么过于简略，要么不够精确。”石永言说。这促使他第一次有了一个念头——创作一部真实、全面反映遵义会议的作品。于是，石永言开始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地收集资料，一有空就大量走访采访，深入探究遵义会议的史实。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石永言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专心创作的条件，便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同时，他还尽可能地走访红军在贵州期间活动过的地方，采访亲历过那段历史的知情者，获取更多更生动的素材。经过大量的素材搜集和深入研究，石永言得到了更多创作灵感。面对如此丰富的素材，他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好好地利用这些宝贵的素材，使其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写作并非简单地将各种材料堆砌或汇总，而是需要精心构思与巧妙融合，我当时就卡在这个地方，创作就遇到阻力了。”石永言说。那段时间，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焦虑之中。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到来为石永言的创作增添了一份新的动力。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前《纽约时报》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的陪同下，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征程。而石永言恰好受命负责在贵州境内接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提及那段时光，石永言依然记忆犹新，“他到访时，虽已年过七旬，但精神很好。在走访的过程中，表现得极为认真细致，就连一场战斗中投入的兵力、一个团的编制人数这样的问题，他都要追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凭借着这种认真细致的走访和深入研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回国后撰写出了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该书的出版发行，成为长征研究领域的又一座里程碑。这一次的接待工作，让石永言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先后查阅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历年搜集的丰富资料，并精心罗列出了一系列相关书目。这些书目中既有长征参与者的回忆录、领袖人物的选集，也有斯诺、史沫特莱等外国作家的专著，总计字数达到了两千万字。此外，石永言还踏上了多年的奔波采访之路。他先后采访了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以及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等人。不仅如此，他还广泛采访了健在的将帅和上百位老红军，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发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

例如，在《遵义会议纪实》一书中，他首次详尽地讲述了苟坝会议的细节。他说：“那时，关于苟坝会议的信息非常有限，我在书中用大约一万字的篇幅详细记录了遵义会议后关于是否攻打金沙的争论。”这不仅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也为后人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长征、了解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机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石永言数次修改书稿，《遵义会议纪实》终于在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问世。该书力求以真实、客观的方式再现红军在遵义的历史，展现长征的艰辛历程。首印的7万册迅速售罄，随后该书又经历了5次再版，总印量达到15万册。

石永言回忆道：“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有的赞扬这本书，有的希望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还有许多人因买不到书而请求帮助。”《遵义会议纪实》的成功不仅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还被改编成电视剧《遵义会议》，该剧于1997年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遵义会议纪实》还被评为“二十世纪贵州二十部（篇）最佳作品”之一。然而，石永言并未因此停下脚步。他继续深入挖掘长征文化，陆续推出了《贺子珍与毛泽东》《战争绝唱》《遵义·1935》《转折之城》等一系列长征文学作品。其中，《遵义会议纪实》《草地惊变》《延安春秋》三部作品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集结为“长征三部曲”，成为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岁月流转，石永言的故事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去。今年9月，遵义市图书馆为石永言设立了专柜，收藏了他的所有作品。遵义市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夏晖告诉记者：“遵义市图书馆打造了红色文化专题阅览室，其中收集展示了本土著名长征文化作家石永言老师的32部作品，这些作品凝聚了作家对遵义这片红色热土的炙热情感，呈现出红军长征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好地激励我们后人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

如今，已86岁高龄的石永言依然精神矍铄，他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色文化。在他看来，长征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年轻一代应当深入学习红军长征的历史，理解先烈们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红军长征的成功，也就没有后来革命的胜利。”石永言说，用一生去研究长征文化就是他的长征路，希望青年一代也能走好自己的长征路。